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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19-08-17 21:40 来源:腾讯

  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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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礴

2019-08-1708:11  来源:新京报

舞环科技分拣中心内景。受访者供图

舞环科技分拣中心内,正在使用装载机挪运物品。受访者供图

青山湖街道的垃圾中转站。新京报记者 庞礴 摄

杭州某小区内的村口环保智能垃圾回收箱,使用者寥寥。受访者供图

在小区内摆放了3年后,杭州朗盾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朗盾科技”)那台落满灰尘的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被拔掉电源,搬上了一辆货车。

它的下一站是废品回收站。它成了垃圾的一部分。

这是杭州市第一台智能垃圾回收设备,居民投入垃圾后,可以按不同的垃圾类型积分。它的设计和投放初衷是提升生活垃圾回收率——依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数据,生活垃圾中约有26%的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后可以转变为资源。

其他城市尚属新鲜的“互联网+回收”,在杭州已存在多年,小区内的智能垃圾回收箱随处可见,APP预约回收、上门回收屡见不鲜。在许多互联网回收企业看来,自己正在发动一场再生资源回收业的变革:用现代化的货车清运取代上门收废品的小三轮,用高科技的机器回收取代零星分散的废品收购站。

但如果把垃圾的回收、细分类、再利用过程比作人体的消化系统,那么从小区里直接回收垃圾的环节是“嘴”,将垃圾集中到一起细分类的环节是“胃”,废利企业对垃圾的再利用就是负责吸收的肠道。

多家回收企业的经历证明,从小区直接回收垃圾这个“嘴”的环节利润微薄,回收产业链若止步于此,动用再多的高科技手段也于事无补。

生得风光

朗盾科技创始人吴冰心至今记得智能垃圾回收箱最风光的时刻。

那是2014年3月,杭州某老旧小区的院子里搭起一个红色的临时舞台,台下挤满了头发灰白的中老年人,台上是区城管部门的领导、街道领导。一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电台主播担任了活动主持,本地电视台、报纸还派出了记者。

那天,吴冰心站在台上宣布,朗盾科技的3台智能垃圾回收箱会入驻小区,居民们只要按照操作流程投入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废品,就能获得相应积分:一个灯泡1分,一个玻璃酒瓶5分,一台洗衣机最高可积1.6万分,每1000分可折抵3元,在小区内的超市刷卡消费。

更有诱惑力的是,累积的积分还能评奖:每个季度的前三名可以获得一部苹果5s手机,每个年度的第一名可以获得比亚迪电动汽车5年的使用权。

彼时,杭州唯一的垃圾填埋场——天子岭填埋场的垃圾处理量已趋近饱和,其日均填埋生活垃圾4500余吨,远超每天2671吨的设计处理能力。早在2010年3月,杭州便推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处理体系,在一些试点小区放置了分类垃圾桶,推行垃圾减量。

与上海现行的垃圾四分法很像,蓝、红、绿、黄四色垃圾桶,分别对应可回收、有毒有害、餐厨和其它垃圾。就连普及垃圾分类的公益广告,都被安排在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

不过吴冰心发现,许多小区用于可回收物的蓝色垃圾桶从未发挥过应有作用。最值钱的纸板、废旧家电等会被居民卖给废品回收站,其它的可回收物则与破掉的餐厨垃圾袋、污水、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在一起,即便能捡出几个塑料瓶,也沾着馊掉的餐巾纸和菜叶。

“一旦在投放中被污染,再利用时就要清理,成本过高。”吴冰心说,遇到这种情况,垃圾中的可回收物也会被放弃,只能和其它垃圾一起送去焚烧或者填埋。

从被浪费的可回收垃圾里,吴冰心看到了商机,注册成立了朗盾科技。她想到的解决方案是启动激励措施,希望居民在积分和大奖的鼓励下,把所有可回收物分门别类投进回收箱。

激励措施很快见效。从启动仪式当天开始,附近小区的居民就带着塑料瓶、玻璃瓶、旧手机来投放了,有些人还特意从亲友家中搜刮来了废旧物品。据媒体当时的报道,有的居民自觉在家中进行垃圾分类,墙上挂着4个分门别类的塑料袋;有的居民每天将饮料瓶冲洗干净积攒起来;还有人从回收箱里掏出废物,撕掉别人的条码,贴上自己的,以赚取积分。为此,吴冰心重新设计了回收箱的箱体——增加高度,缩小入口,让人伸不进手臂、掏不出东西。

那时,朗盾科技是杭州唯一提供智能回收设备的公司,从市政府获得了200万元创业引导基金。朗盾科技所在的城区也很支持,表示各街道、小区内的设备数量可以增至100台。

回收企业纷纷入场

借着杭州垃圾减量的契机,朗盾科技之后,一批“互联网+回收”企业源源不断地诞生,将智能回收箱、回收预约APP等铺设到了杭州的各个角落。比如曾经从事环保袋生产、销售的陈斌注册成立了杭州村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村口环保”),开发智能回收设备;做过再生纸制造的王爱华注册了杭州舞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舞环科技”),打算将杭州市零散的小型废品回收站联合起来,进行规模化经营。

就连从未涉足回收行业的人也跃跃欲试。一个出身阿里巴巴的创业团队创立了“9贝壳”,尝试互联网预约垃圾回收;P2P团贷网创始人唐军创立了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打智能回收设备。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2016年至今,杭州有几十家企业涉足互联网回收,规模较大的有十几家。

与众多企业的满腔热情相比,官方对此的态度似乎较为宽松,互联网回收企业的引入和管理工作被各级政府一路下放。

7月5日,杭州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科科长邵金蔚说,回收企业的引进由各区城管局决定,市级单位不干涉。江干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却表示,企业引进全部交由街道决定,“只要符合程序就可以”。而江干区九堡街道的工作人员的说法是,他们对可回收垃圾的企业暂时没有全局规划,由社区自己决定。

缺少统一规划和准入门槛,让许多企业参与进了一场垃圾回收界的生存大战。2019年7月初,新京报记者走访了杭州市江干区的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圣奥领寓小区。小区有居民千户左右,却容纳了村口环保、舞环科技两家回收企业。前者放置的是智能回收箱;后者安置的是回收亭,亭下放着塑料回收桶,二者被楼宇隔开数百米。

然而两家公司的设备都收获无几。一名保安说,村口环保的清运车三五天都不来一次;舞环科技的回收亭里,只有标注着“塑料”的桶里有几个饮料瓶。

在村口环保的负责人陈斌看来,这种千户级别的小区回收量有限,养活一台设备尚且勉强,两台就更艰难。“但现在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我希望社区对回收企业设置门槛、有所拣选,为企业留下更大的生存空间。”

对于陈斌的观点,江干区的一名社区党支部书记却不认同,她认为这种企业互掐的模式没问题。“两家企业竞争,谁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市场就会留下谁。”

吃不饱,成本高

即便没有竞争,回收生意也是危机四伏,因为被投入回收箱的垃圾并不值钱。

据朗盾科技2015年的统计,开始回收一年多后,排在公司回收前三名的是18.9吨玻璃瓶、6.74吨塑料瓶、900多公斤电池,都不值钱。虽然纸板、旧家电等也有,但数量不多,成不了气候。

吴冰心推测,像旧家电、纸板这类价值高的废品,还是被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大爷大妈收走了。他们当面称重、结账,回报快,价格也比折抵积分更高。

嘴上吃不饱,付出的成本却不少。为了让回收箱里的物品“各得其所”,朗盾科技委托了一家大型回收公司负责垃圾清运。后者开着货车到各小区清理回收箱,把所有回收物送到自己公司的分拣中心内细分类、转卖,每天收费175元。

“这个成本很高。3台回收箱收到的废品,价值还不够抵偿清运费的,只能勉强支付积分兑换。”那时,吴冰心认为只要增加回收箱数量,收到足够多的玻璃、金属、废电池,也能扳回成本,实现盈利。

但2015年回收箱增加到100台后,回收公司的清运费随之提高到每天375元,朗盾科技内部的运营、设备维护成本也急剧增加,年人工支出已超过百万元。

吴冰心转而找到一家小型废品回收站,让其负责垃圾清运。对方收走回收箱里的所有物品,把值钱的卖掉,便宜的送去堆填。虽然清运成本下降不少,但这背离了吴冰心的初衷。运用这种方式,智能回收设备对垃圾减量的贡献,已与“三轮车式”的废品回收者无异。

2019年7月初,一名小型废品回收站的老板娘告诉新京报记者,她曾为互联网回收企业做清运,每箱垃圾收费45元。“把东西拉回店里还得电脑登记,塑料瓶多少、玻璃多少,他们要统计数据,显示自己的互联网特点。”

但老板娘无法理解,互联网回收靠什么赚钱,和自己有什么本质区别。果然,对方付账的频率越来越低,老板娘主动退出了合作。“后来另一个回收站接手了,被这家互联网公司欠了好几万,到现在都没还。”

“其实再生资源回收业利润微薄,租一间小店、开个小型废品回收站,骑一辆三轮车沿街吆喝回收纸板和旧家电,这是成本最低的运营方式。”一位大型再生资源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相比之下,货车、智能回收设备、写字楼的租金和大批的后台开发人员都很费钱,可能让公司入不敷出。

2014年底,朗盾科技将承诺的比亚迪使用权兑成10万元奖金发了出去,此后再没发出过奖品。小区附近的超市收不到账款,陆续停止了积分兑换,居民要走上几条街才能换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有人找到社区党支书抱怨,“你看看,我几万的积分都没处用。”社区党支书联系了吴冰心,但兑换活动再未进行下去。

停止积分兑换后,居民们的垃圾分类热情迅速冷却,来投放废品的居民也越来越少。曾经泛着金属光泽的智能回收箱上落了一层灰,旁边随意堆放着被丢弃的家电和废品。

在一些小区,智能垃圾箱还会遇上别的问题。偶尔有居民认为垃圾箱坏了自家门口的“风水”,三番五次投诉,直到设备被社区撤走。有时,物业公司撤出小区,业委会认为机器的安置需要重新讨论,就干脆断电,设备被放进地下室。

另一些情况比较复杂,2019年7月初,杭州市江干区有一台放置在小区中心地带的村口环保回收箱不翼而飞,只留下满墙分类海报和一根外接的黑色电线。陈斌解释,小区附近的拾荒者或者小型废品回收站往往需要向物业公司交纳每年5000元左右的“入场费”,公司承担不起这笔费用,物业就把他们的设备藏在角落里。

2016年底,朗盾科技的70多台回收设备陆续断电,社区党支书终于找到了吴冰心:“很久没人往机器里投放东西了,你们要不要找人把设备撤走?”

吴冰心已经心灰意懒:设备你们处理吧。

一步到“胃”的难题

在一些回收企业看来,问题的解决方式在于规模化经营。

“你看这个塑料瓶,瓶身是PET材料,瓶盖是HDPE,标签纸是PP。只要能分开、大量积攒,每种材料的吨价都过千元,并不便宜。”王爱华认为,回收企业要想生存、赚钱,不能只扮演消化系统中的“嘴”,至少要将产业链扩张到“胃”。只有企业自己完成收购、清运、精细分拣等各个环节,不依靠服务外包,才有可能盈利。

但要想一步到“胃”并不容易,首要条件是有一片合适的分拣场地。杭州市商务局特种行业处处长赵东方说,有些互联网回收企业资金充足,希望将产业链扩张至精细分拣、大量积攒。但当它们开始选址建设分拣中心时,往往遭遇街道、社区的回避和拒绝。

2015年,舞环科技准备在全市各小区设立固定的垃圾回收亭,同时建立一个大型分拣中心,对收购来的废品二次分拣:塑料瓶全部剪开、压扁,玻璃瓶打碎,然后打包整理装车,卖给杭州周边的废利企业。

筹划之初,舞环科技幸运地拿到了一块3000多平方米的空地,公司所在的上城区政府同意他们无偿使用,未约定使用期限。这片空地之前是个冷饮厂,后来工厂倒闭,建筑拆除,成了一片废墟。王爱华雇来一台挖掘机,将废砖烂瓦和垃圾一车车地清走,露出了原本的水泥地。

接下来的3个月,一座2000多平方米的分拣厂房在荒地上拔地而起。它被划分成几十个区隔,吞吐、消化着从杭州各城区收来的可回收垃圾。在这个来之不易的“胃”里,垃圾被分类,压实,扎成一人多高的方块,再堆成四五米高的垃圾墙。分类更细、体积更实的垃圾能卖出更高的价格,舞环科技的亏损随之减少。在王爱华看来,只要在这里驻扎三年,公司就能扭亏为盈。

然而分拣厂房2016年7月建成,当年12月,区政府就把这块土地卖了。因为没交过土地使用费用、也没约定使用期限,政府派人拆迁时,舞环科技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再次为分拣中心选址时,王爱华屡屡碰壁。杭州老城区建筑密集,可以利用的荒地、废厂本就不多。好不容易遇到适合的地点,街道和社区又会出面阻拦,“他们不喜欢有垃圾分拣中心出现在自己的辖区,怕被居民投诉。”

随后数月,舞环科技只能放弃分拣,退回只有“嘴”的阶段,回收一次亏损一次,王爱华不得已抵押了家里的房子。直到2018年,公司才在临安区找到了一处2000多平方米的旧厂房,准备把“胃”重新建回来。

政府购买服务的生机

对于舞环科技而言,真正的转机发生在2019年5月:公司在临安区“再生资源回收项目采购”里中标,拟建设并运营一座上万平方米的分拣中心,并建设88个垃圾回收站点。这意味着公司可以获得660万元资金,成为临安区第一个涵盖了“从嘴到胃”功能的回收企业。

王爱华发现,政府购买服务是营养不良的互联网回收企业的解救之道。“过去由企业负担的设备、运营、垃圾清运等成本,现在转而由政府埋单,企业的压力小多了。”

对此,杭州市商务局特种行业处处长赵东方表示认同。“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完全让企业自由化运作是不行的,这个账算不过来,会亏本。所以需要政府去购买垃圾回收的相关服务,扶持企业做大。”

最后一台智能回收设备离开社区两年后,吴冰心也意识到了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性。她离开了朗盾科技,就职于一家国有大型再生资源公司,主管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内16个行政村、134个村民小组的环卫、垃圾分类、垃圾处理等工作。

这家公司通过招投标获得了青山湖街道的垃圾回收和环卫项目,从道路上的清扫车、洒水车、垃圾清运车,到镇上的垃圾压缩转运站、厨余处理中心,都由政府埋单。

新京报记者走访多家互联网回收企业发现,大家对行业发展有一个共识:现有条件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拿到大额订单,才能走出低收入、高支出的恶性循环。

浙江虎哥环境有限公司(下称“虎哥”)是这方面的典型。从2016年开始,虎哥与余杭区政府合作,在10个街道试行服务,服务区域最终扩大至区内24.5万户居民,占全区近1/4。在它服务的片区内,虎哥没有竞争者。它上门收集所有干湿垃圾,并为每公斤干垃圾支付0.2元。

“在虎哥分管的余杭区,可回收垃圾大概占到回收垃圾总量的20%,比杭州市的平均水平高出不少。”赵东方十分认可虎哥的经营模式。

但政府购买服务未必能救所有人。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余杭区政府每日为每户居民向虎哥支付1.25元的垃圾处理费用,“拥有阿里巴巴的余杭区是浙江经济第一区,财政收入可观,每年垃圾分类开支近亿元。但并非每个区县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花费,更何况这样的财政支出能否持续并不确定。”

2014年郎盾成立至今,杭州的垃圾回收企业已注册了几十家。但在这场资源稀薄的生存游戏中,打着互联网回收旗号、烧钱进场的企业被陆续淘汰。

2015年诞生的“闲豆回收”,早已放弃了个人用户,只对商铺提供服务,收集高价值的纸板等废物;“9贝壳”自诞生之日起便持续亏损,一年后便早早殒命;曾在全国广泛铺开、估值一度高达150亿元的“小黄狗”被曝出欠薪、资金冻结、机器损坏等负面新闻。

现在,只有那些在政府招投标项目中获胜、得到某个城区或街道订单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中暂时立足。其它企业即使依然活着,也危机重重,随时担心陷入高成本、低收入、长期亏损的恶性循环。

“这行本来就是利润微薄,带有社会服务的性质,很难赚到大钱。”杭州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科科长邵金蔚说。

(感谢王玲、吴伟强、李康、毛达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

(责编:黄玲丽、陈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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